古稀老夫妇相濡以沫,脸上写着被需要的满足

民生社会解放日报2019-05-19 08:24

今天讲述的,是一个让人有点心疼的养老故事,其中有相濡以沫的爱情童话,也有白云苍狗的世事无常。主人公是一对古稀之年的老夫妇。7年前,妻子突然瘫痪,留给丈夫的是一条不能不走下去的艰难路。

朝九晚五陪妻子

己亥猪年春节还没过完,何学贵便带着妻子刘素娣去上海闵行浦江社区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打卡”了。“嘀”的一声,门禁开了,何学贵推着轮椅缓缓走进。此刻,近一半护工还在休假,这里显得有些冷清。何学贵娴熟地把轮椅推到饭桌旁,从包里往外掏东西:油条、豆浆、小菜、蛋糕,一样接一样。“喏,都是你早上交代的。我满世界找这个老油条,你尝尝味道对口伐?”何学贵憨笑着望着妻子,似乎在等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里是二老新的“根据地”。去年12月1日,偏瘫7年的刘素娣搬进家门口新开业不久的长者照护之家。丈夫也如同有了“工作单位”,朝九晚五陪在妻子左右。

刘素娣73岁,脑溢血后遗症使她左边身体失去知觉,但口味还是老样子,“刁得很”。入住后,她不适应长者照护之家的早餐,每天都打电话给丈夫,要求变着花样送酒酿水潽蛋、汤圆、蛋糕、油墩子。当天买的油条对刘素娣的胃口。“平时她只尝一口,这次吃了不少,看来没买错。”何学贵为自己的选择而得意。

因为长期坐轮椅,刘素娣的上下肢明显萎缩。早饭过后的按摩时间,能让她僵直的身体感到片刻舒缓。何学贵手法很灵巧,持续近一小时不停揉动妻子的腿和手臂。安顿好妻子,何学贵借故锻炼身体,去门外点燃一支烟。这是他白天最放松的时段。妻子吃饱喝足酣睡了,他一个人走到街上晒晒太阳,吹吹风,拉伸一下筋骨。“但不敢走太远”,只要刘素娣一醒来,便会第一时间摸手机,给他打电话。

何学贵75岁了,但看着却比同龄老人年轻不少。他穿棕黄色夹克,深色休闲裤,一双厚牛津底马丁靴,像个历经沧桑的牛仔。大门口停着的三轮电动车是他的座驾。“时速20公里,充次电能跑半个上海”。平时何学贵就骑着它给妻子买饭。最远到过召稼楼,开五六公里。车买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天黑前,何学贵跟刘素娣告别。“我回去了,明朝要是下雨的话,我就不过来了。”“不来就不来吧。”刘素娣没有二话,似乎在跟丈夫赌气。

何学贵没说话,轻声退出房间,转头对着记者说:“唉,我敢不来嘛,你瞧瞧,不来要‘打报告’的。”何学贵感慨如同失去自由的提线木偶,但脸上却写着被需要的满足感。

都怕对方先崩溃

在照顾妻子这件事上,何学贵从不相信任何人。就连亲生女儿帮忙推轮椅,他也“嫌”她不上心,怕把老伴磕着碰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绝不会让她离开家。”何学贵说。

2012年3月15日,刘素娣过完66岁生日的第5天,突然倒在卫生间地板上。“前一秒还跟我说话,然后就听咣叽一声,老太婆瘫在那里了。”是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刘素娣捡回一条命,但以后不能走路了。

适应新的生命状态很难。刘素娣说,刚瘫痪的几个月,她常常背着丈夫哭泣、捶打自己。“气自己为什么活着,却让两个人都过不好。”因同时患有肾病综合征,每晚刘素娣要起夜七八次,每隔一小时靠丈夫扶着解手。起初何学贵还很自信。“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她说要起夜了,马上就扶,我觉得自己吃得消。”一个月后,连续睡眠不足对他身体造成很大影响,头发白了一片,人也萎靡不振。请来的保姆也没法让刘素娣满意,搀扶起夜的担子重新落到他肩上,他开始感到恐惧:“看不到希望。想起往后的日子,我甚至想到了死。”

当着彼此的面,他们谁也没掉过眼泪。“或许是怕对方先崩溃。”刘素娣说,每次起身,她都尽全力配合丈夫的托举动作,哪怕是徒劳的,也要挣扎着使劲。渐渐地,双方形成相对固定而熟练的操作,何学贵甚至尝试“发明”了一个方便躺着使用的手持集便器,“只要她一欠身,我就赶紧把这东西衬在下面。好用!一点尿都不会漏在褥子上。”何学贵说。

2014年,何学贵患上直肠结节,新的麻烦来了,他第一次动了把妻子送进养老院的念头:“很犹豫。做手术吧,谁来管她?不做手术吧,万一我死了,她可怎么办!”何学贵说。手术前半年,刘素娣主动提出入住家门口一家养老院,提前适应没有老伴照顾的生活。

“养老院生活很难适应。”刘素娣说。原先两人在家,面面相觑也踏实。骤然离开家,她感到失去依靠。更强烈的感受是没了尊严,要在一众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无能,接受连独立上厕所也不行的事实。

何学贵的手术约在闵行中心医院,离家20公里。手术前后,两个女儿每天分别从嘉定、黄浦的工作单位赶去照料。出院那天,何学贵特地叮嘱,“谁也别来接我,我自己回去。”

出院当天上午10点,何学贵去医院窗口结清最后一笔药费,拎着装有病历单和药品的塑料袋,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到马路边。问了好多人,才找到500米开外的公交车站。

“一上车我哭了。凄凉极了,有哪个住院病人是孤零零一人回家的?如果老太婆没瘫痪,她绝不会丢下我不管。”何学贵说。

为女儿越搬越偏

如今每个周末,两个女儿会带着孙辈来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探望,有时候待一两个小时,有时只是“点个卯”,看一眼便走了。特别是今年,两个外孙都到了“关键时期”。大外孙刚当上基层民警,昼夜颠倒地忙。小外孙女即将高考,全家围着她团团转。何学贵很满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各有各的不易,能来看看足够了,我没办法提更多要求。”这也是妻子瘫痪后,何学贵始终坚持独自照料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初,何学贵一家三代、6口人搬离老西门12平方米的房子。“人家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我们却搬到了浦东塘桥,为了孩子住得宽敞些。”那一年,浦东最高的建筑是消防瞭望塔,8层24米。女儿渐渐长大,想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何学贵便把塘桥的一室一厅换成三林的两室一厅。那是1988年,整个三林镇只有一条主干道,遇上公交车对开,两侧骑车的人必须停下来让行。

1996年,何家大女儿出嫁。为了婚房,何学贵卖了三林的房子,搬到现在的闵行区浦江镇,换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大的给女儿女婿,小的留给自己。“别人是越住越好,我们是越搬越偏。”何学贵苦笑。所幸两个女儿争气,各自事业有成,都搬去了更远的地方。每周一次探望,是如今孩子们在应付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之余,能尽到的最大的孝心。

“你这一辈子就为孩子‘活’了。熬到享福的时候,自己却倒下了。”何学贵长吁一口气,拍了拍一旁妻子的肩背。这个曾独自十年抚育一双女儿的女人,此刻目光凝滞,沉默不语。

两地分居的十年

1966年,供职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何学贵接到三线建设的支内任务。那时,妻子刘素娣只有21岁,年华正好。

何学贵走得很急。这些从华东地区各电厂抽调的干部、技术工人来不及做更多准备,就赴贵州贵阳支援内地建设。听说内陆吃不到鱼,刘素娣便急忙跑去菜场买回5斤带鱼,煮软后炸干搅碎,制成一罐鱼松给何学贵塞进行李。谁也不知道,这样分隔两地的生活要持续多久。

支内职工每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何学贵十分珍惜。可贵阳返上海的火车总是人满为患。外面的人恳求里面的乘客打开窗户,先把包裹扔进去,人再顺着窗框往里爬。从贵阳站着回上海,两天两夜。下车时,人已经僵直了,脚脖子肿得老粗,行李也被踩得不像样子。可何学贵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冲出人群往家赶。一年不见,家中已发生很大变化。有一次回来,大女儿听到家门口陌生男人的声音愈来愈近,吓得躲到门后尿裤子了。“她已经不认识爸爸了。”何学贵满脸忧伤。

支内第十年,何学贵终于可以回上海了。十年间,何学贵和刘素娣承受着两地分居的痛苦,硬是挺了过来。那次回来后,何学贵的组织关系调回上海,支内结束了,他从此再没离开过家。

“是我欠她的。十年,那么苦、那么难,她没有抛弃我,还帮我带大一双女儿。现在她需要我,我得救她的命。”何学贵说。

还是想好好活着

2002年,何学贵和刘素娣双双退休。老两口把能做的事做了个遍:合唱,交谊舞,志愿服务……社区里,样样都冲在最前头。2007年上海筹备世博会,何学贵和刘素娣报名做社区志愿者。38℃的夏天中午,哑着嗓子的何学贵拔了医院的吊针,就跑到街头做宣讲;2008年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刘素娣带病也要乘前往台北的第一次航班……那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像惜取青春般珍视每一天。

“或许是我们玩‘疯’了。”何学贵隐隐觉得,老伴的倒下敲了一记重锤,提醒他生命不会一直停在高处。2012年,刘素娣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于自由的认知和记忆,永远停留在最后一次远行——两人在四川九寨沟的快乐时光。打那时起,他们没有再走出上海,甚至连刘素娣最爱逛的南京西路也成了遥远的念想。

何学贵说,妻子是个要强的人,连鬼门关她都能挺过来,可坐在轮椅上,她却无数次把“死”挂在嘴边上。唯一能令刘素娣短暂忘却痛苦的,是家门口的日托中心。30位常去报到的社区老人里,有一半都坐着轮椅,刘素娣像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游戏、谈天,时间过得很快。有一天,日托中心里来了小学生,他们一个个举起稚嫩的双手为老人捶腿、捏背。一下一下,拿捏着力道和分寸,陌生的人仿佛成了最亲的人,把刘素娣惹哭了。当天晚上,她紧紧拉着何学贵的手,“不死了,不死了,我还是想好好活着。”

不久前,日托中心因故停业,刘素娣和家人商量好,第二次住进养老机构。何学贵说,这一回,是他主动提出的。妻子入住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意味着他可以不用24小时照看,“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兴许还能活得久一点。”

冬日的上海阴雨连绵,刘素娣总是会感到筋骨疼痛。“身上不舒服,还想吃口好的。”记者在场的时候,她提出让丈夫买珍珠奶茶。何学贵没有二话,转身就奔向大门口。

“累吗?”记者问。“不累!”何学贵答,“我现在每天都能睡个好觉。白天她差遣我,也是让我出来活动活动。挺好,出来动动,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必须得健康。我得走在她后头。”何学贵抻了抻胳膊,跨上他那辆黑色的小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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