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在国外不能浑浑噩噩,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

星期日新闻晨报 [微博] 韩小妮2014-11-30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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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在国外不能浑浑噩噩,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

□在丁尚彪就职的工厂前,有组织打出的“排击外国非法劳动者”的口号,不过他还是很乐意到这幅标语前拍照留念。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心想在国外不能浑浑噩噩,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

□在町会活动时,丁尚彪和区长(中)合影。

为了多存些钱供女儿念书,丁尚彪在日本过着节俭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他的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他自学日语和技术,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他业余为当地的华文报纸投稿,一放假就到各地旅行。他还积极参加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想要融入社会。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我不是一开始就想“黑”的

“到东京后,我不是一开始就‘黑’的。”丁尚彪说。

他托朋友帮忙,更换了东京的保人,又申请新的语言学校,缴了20万日元的学费,原准备在东京边打工边读书。“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到一家办公楼倒垃圾;9点半到12点半,去饭店洗碗;下午在学校上课;学到傍晚5点,再到另一家饭店洗碗,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就这么开始拼命了!”

为了早点还债,丁尚彪一天打三份工。这样一来,进了教室就打瞌睡。老师讲的内容一句都听不进去。“最重要的是心不定,担心半年以后签证不能续签。”他说。

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坏消息传来,比他早去申请的同学都被拒签了。“凡是从北海道逃出来的,一律不许续签。有两三个同学后来‘改邪归正’回到北海道,校长特意带着他们去札幌申请续签,仍然没有通过。”但他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并且打定主意,如果通过的话,今后就少打一份工,好好学习。

“我记得那是11月29日,语言学校派了一个老师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早就去入管局排队了。”位于东京皇居附近大手町的入管局,对于所有留学生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那里灰色的水泥墙面,黑洞洞的大门,排列整齐的窗户,透着一种庄重、冷峻的气氛。外国人的签证处在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有几排像医院候诊室似的长条木椅。入管局的官员们一脸肃穆地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

“申请递进去后,签证官就是不受理,等到最后才接待我们,在我们的护照上敲上了拒签的章。女同学一看就哭了,而我看着签证官的脸,心里想:你不给我签证,我索性不走了。老师请我们吃了饭。回到学校,我们和教室里的同学们说再见。大家都围上来问我今后怎么办,还提醒我不要声张想‘黑’掉的事情。我在语言学校的最后一堂课,就这么结束了。”丁尚彪的叙述中,透着几分遗憾。

他开始更加卖力地打工了。每天早上四五点出门,到高田马场去。那是位于新宿区的一个车站,附近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每天都有建筑公司开着面包车来找劳务工人。“看你身体好,就拍拍你的肩膀,让你上车了。搭脚手架、挖泥,工地上什么活我都干过。”丁尚彪说,“我在那里碰到好多从北海道出逃的同学,大家都‘黑’了。”

因为干的是最危险、最脏、最累的活,建筑工人的报酬是1000日元每小时,比在饭店打工赚得多。“而且一天的活干完,老板当天就会把工钱包在信封里给你。看你要是干得好,就叫你第二天早上8点直接来工地。这样我就可以稍微晚点出门了。”

半年里,丁尚彪打工赚了96万日元。他生怕自己被警察抓到,把钱全部寄回家里,终于把债还清了。“剩下来的钱作为生活费,太太、孩子应该能用用了。”他心想。

除了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丁尚彪还去烧烤店里洗碗。“这样一天就好赚1000块人民币,在中国的话要干10个月。那种心情真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100万日元,200万日元……我不停地工作工作,赚到的钱越来越多,等赚到500万日元以上,已经麻木了。对于‘黑’这件事,也麻木了。”

后来,他换了工作,白天到工厂上班,晚上去饭店打工。两边都管饭,一个月能存下3万人民币。

我不希望自己的困境出现在女儿身上

看到自己在日本求学无望,丁尚彪把关注点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其实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很关心女儿的学业,为此还放弃了自己的学习计划。“我一直很想读中文专业。‘双补’到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想读电视大学的。但是当时女儿刚读小学1年级,如果我每天晚上去上夜校的话,就没法辅导她功课了。所以后来我选了电视中专,课程就开在上级公司里。”

每天晚上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在丁尚彪的叙述中平凡而温馨。“吃好晚饭,我先让女儿看会儿‘米老鼠和唐老鸭’,自己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妻子则忙着洗碗、洗衣服。等看完电视,我就开始给她复习功课了。我买了同步的数学、语文教辅材料给她做,每到星期天还自己给她出卷子。所以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去日本的时候,女儿在读小学四年级,已经是少先队大队长了。我觉得可以放心走了。我宽慰太太:‘不用怕,小孩的学习不用你操心了,她已经掉不下来了。’”

小学毕业后,女儿考上了区里的重点中学建设中学。丁尚彪跟太太说:“小孩有培养前途,我在日本挣钱,就等着她考好大学了。”

他打定了主意,今后一定要送女儿出国念书。“我想到了自己来日本前为了筹钱求爷爷告奶奶的那种困境。当时国内的经济水平不高,我心想,假如自己家里有个在海外的亲戚,稍微接济一点就渡过难关了。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着急打工赚钱。在北海道把语言念完后说不定能考上大学。所以,我觉得家里一定要有一个人在海外。现在我既然在日本,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只要女儿考上去,就可以在海外发展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很实在的想法。他把在日本的艰苦生活,看作是“天时地利人和”。

女儿的中考志愿,是他打国际长途指导女儿填写的。日本的电话磁卡1000日元一张,没打几分钟就用完了。但有人制作假卡,在旧卡上加磁,如此一来能打很长时间,在日本的外国人中间很“流行”。“这种假卡都是伊朗人在卖。我买了一大沓,像扑克牌一样。夜晚东京的街头,电话亭全部都被想家的外国人‘占领’了。”

为了今后便于出国念大学,丁尚彪让女儿把所有的志愿都填上高中。至于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附中。他解释说:“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们那批知青里有20多个同学是复旦附中的,特别优秀。我空下来的时候,想的是到哪里去买块肉,或者找人吹吹牛,而他们则把农村当成了学校,有空就聚在一起讨论这道数学题怎么解,或者一起打排球。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当时,女儿的学习成绩在年级里处于中上水平,有直升本校的希望。“但是我跟她说:我们不要直升,拼一下。”丁尚彪这样帮女儿分析:“杨浦区有4所重点中学。每个班前10名大多数选择直升。也就是说,最优秀的学生都被本校拿走了。剩下来的学生最高目标也只是进入本校,复旦、上中这样的学校不大敢填。既然没人敢填,那你就填。”

他让女儿轻装上阵:“我跟她说,不要有思想负担,考得上考不上,跟你没关系。哪怕考不上,随便进个高中,混三年再说。反正三年后就准备出国留学的。”最后,女儿以全校最高分,顺利考上复旦附中。

至于申请留学美国,是丁尚彪从广播里偶然听来的。刚去日本的时候,由于报纸、电视看不懂也没时间看,他花3万日元买了个收音机,每天晚上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8点半”栏目。“女儿13岁生日的时候,我提前给电台写信,希望给女儿点播一首歌曲。生日当天,女儿叫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家里吃饭,电台里播出了我给她点的歌。我们在两地都同时录了音。这件事情她到现在还记得。”

只是在日本收听国内的节目信号不大好,有时会串台。“这一串,就串到了美国之音。有天我碰巧听到在播一个讲座,叫做《留美14步》。因为听得不是很完整,我给香港的美国之音办事处写了封信,请他们帮我把讲稿寄来。看了讲稿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申请美国留学,不一定要通过中介机构。我马上把材料复印后寄回去给女儿看。”

按照“留美14步”的建议,女儿高二考出托福,马上申请了20所大学,仅报名费就花掉二十多万日元。女儿走的每一步,丁尚彪都花了一番心思。“报名费是我特意在日本跑到花旗银行去开的支票,为的是让学校知道我女儿的爸爸在日本。”最后有4所学校寄来录取通知书,他们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因为听说杨振宁在那所学校任教”。后来到美国后,丁尚彪还特意去看过这所女儿的母校:“我在物理系大楼里,见到了杨振宁教授的照片。”

虽然在日本是黑户口,但丁尚彪每年都自己报税。他坦言,报税有几方面考虑:“一个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好人。我看到报纸上写,警察、官员都是靠纳税人养活的。那么我想万一被抓到了,税单说不定可以派用偿。我还真的被抓过一次,警察看了我随身带的税单,竟然放我跑了。他说:‘走吧,走吧,赚好钱早点回去!’第二,我考电焊工、吊车工等执照需要身份,报税后我可以办一张外国人登陆证,凭这个去考执照。第三,最重要的是我女儿读书需要经济担保人,必须要有证明。我请单位给我开了年收入证明,加上税单,请翻译公司翻译,再请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办了公证。因为我没有身份,不能够自己去办理。为了女儿去美国,我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当时我们还同时申请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结果,加拿大最早被拒签了,反而美国成功了。”

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想要融入它

为了多存些钱供女儿念书,正如纪录片中所展现的那样,老丁在东京过着节俭的物质生活。在10平方米的蜗居里甚至要用塑料袋接住洗澡水,然后倒入下水道。但与此同时,他的精神生活却并不贫乏。

“我老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天的。”他说,“我觉得到了国外不能浑浑噩噩,不能除了赚点钱回来,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一上地铁就自学日语,周围的日本人都是老师。他曾计划考出日语1级,好上日本的电视大学。“但是日文读到后来,有的语法我理解不了,身边的日本同事也解释不来。我跑到语言学校去问有没有夜校或者周末班,对方说没有。我晓得我没法读下去了。”

他转而靠自学考出了许多技术执照,比如说电焊工、气焊工、铲车工、吊车工、清扫工,这样在找工作时能更有优势。那份工厂的工作,他做了12年,到后来已俨然是厂里的技术中坚力量,与厂长也结下了友谊。“我们关系很好,我还到他在福岛的家中拜访过。”他说。

尽管是黑户口,但他并没有因此与他人隔绝、躲躲闪闪。“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想要很快地融入它。我居住的社区搞町会活动,我都会去参加。日本的町,相当于我们的居委会。每到赏樱花的季节,老头老太都出来了,在草地上赏樱花,唱卡拉OK。区长、议员都会来参加,当区长搂着老太太拍照时,我也凑过去跟他合影。”

他还为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朋友牵线,做过红娘。“我参加了很多中日友好团体的活动。有些朋友跟我诉苦,说在日本找不到女朋友。我说,你多去参加参加这种活动不就好了吗?参加这些活动的日本女孩子肯定是对中国人有好感的。我还特意牵线搭桥,给他们介绍过女朋友。”

每到放假,他就出去旅行,把日本转了个遍。“因为我想,等我离开日本后,就没机会再来了。”

他还积极给当地的中文报纸投稿:“日本有一份著名的中文报纸叫《留学生新闻》,一个礼拜出一份,我经常看。有次报纸组织免费观看电影《菊豆》的录像,请我们看完写一点观后感。我写了寄出去,没想到发表了。我这种小学生水平写的文章也能发表,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经常给他们报纸投稿。”

丁尚彪把自己“北海道大逃亡”的故事、如何培养女儿的想法一一诉诸于笔端。他说:“一般的黑户口可能不愿意写文章,觉得丢脸,但我觉得自己又不是偷又不是抢,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电话里,丁尚彪很少对在日本的艰苦生活发出感叹。不过在当年投稿的一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漫长的10年过去了,终年的劳累使我过早地衰老。仅仅40多岁,发白了,眼花了,牙掉了。10年里,我没给86岁的老母端过一杯水,没给朝思夜盼的妻子一个甜蜜的吻,和女儿分别8年后在日本见面,父女相见不相识,而且只有短短的15个小时。人生呵!能有多少个10年,能有多少青春年华,又有多少年在人间……”

正是给报纸投稿的经历,让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关注到了他。丁尚彪回忆说,张丽玲通过报纸主编赵海成找到他,提出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当时他并没产生太多顾虑。“她保证不对我在日本打工造成影响。还说,很想把我们这代人在日本奋斗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这句话我听了很感动,觉得那就拍吧。再说,当时纪录片的几个主创都有自己的工作,拍片是业余爱好,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我心想自己拍照还要买胶卷,有人帮我拍,留作纪念也蛮好。而且他们经常回中国,我可以托他们带些录音机、电饭锅之类的东西给家里。”

没想到摄制组执着地跟拍了10年。“我太太和女儿觉得私生活都暴露了。‘你就会出风头。’她们到现在还这样说我。”丁尚彪爽朗地说,“可能我的性格比较开放吧。我跟她们说,听说纽约到处都有枪,我们都怕,对女儿不放心。因为拍这个片子,女儿从我们家走出来,一直到纽约的校门口,一路上有个团队护送她,这多好啊!我总是搬这个理由出来。就这样在矛盾中把这个片子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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