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事就翻那份学校资料,以为只要到那里就成功了

星期日新闻晨报 [微博] 韩小妮2014-11-3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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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事就翻那份学校资料,以为只要到那里就成功了

□丁尚彪 当年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一文影印件 /受访者供图

我没事就翻那份学校资料,以为只要到那里就成功了

□横滨拜访阿寒校老会长目黑 /受访者供图

我没事就翻那份学校资料,以为只要到那里就成功了

□1994年丁尚彪回到“逃亡”的起点站钏路火车站 /受访者供图

纪录片《含泪活着》让许多人记住了为供女儿到美国念书、自己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上海爸爸丁尚彪。

2004年,看到留美的女儿即将顺利成为一名医生,老丁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

又过了10年,老丁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呢?最近,记者联系到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的他,听他讲述了纪录片背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近况。

为美国华文媒体撰稿的“同名作者”

“那部纪录片,我们看了都掉眼泪水。他在那里的日子,给我们待在日本的人看了,也觉得是老艰苦的。当时老感动的,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我小孩去看,我会跟他讲,你不要去判断是非对错。作为一个爸爸来讲,他是为了自己小孩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他老清爽自己在做啥。”

“他女儿蛮争气的,复旦附中毕业的。我想知道他们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在这个专题的采访过程中,有好几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丽玲历时10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含泪活着》。片中的主人公丁尚彪是一个上海男人。1989年,他告别妻子和女儿,举债赴日留学,后来为生存所迫,从北海道辗转至东京,成为一名非法滞留者。为了让女儿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留学美国,他节衣缩食,一天打好几份工,15年间从未回国。

纪录片围绕着两段短暂的相聚展开。丁尚彪与家人分别8年后,女儿终于如愿考上美国的大学,在东京转机时可以和父亲相聚15个小时。临行前,母女俩在狭小的房间里整理行李,往箱子里塞了一大包带给老丁的牛黄解毒片。老丁见到女儿,脸上含着笑,接过大箱子,对女儿看了又看,用上海话说:“侬比妈妈高了哇?头发白脱了嘛!到了那里要好好减肥了!开过双眼皮了嘛?”……一家三口分隔在三个地方。又过了5年,老丁苍老了不少,牙齿也脱落了。妻子在被拒签11次后,终于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也决定趁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丈夫相聚。离开上海前,素来节俭的她特意做了套新衣裳。而在东京的老丁则忙着把简陋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拿出了珍藏多年、结婚时妻子亲手缝制的枕套。相聚时,13年没见的夫妇俩相视而笑。他们一同游览了东京的名胜,又在分别的那一刻潸然泪下。

这部纪录片用真实的镜头和朴素的话语打动了观众。2006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后,反响强烈。2009年被搬上日本大银幕,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2012年,片子曾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得以与上海观众见面。

纪录片结尾,女儿在美国学业顺利,即将成为一名医生。2004年,老丁登上了离开日本的飞机,眼含热泪,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如今又过了10年,丁尚彪和他的家人怎么样了呢?

网络上关于他的信息停留在几年前,据说他和妻子已赴美国与女儿团聚。几番搜索下,记者看到一篇同名作者最近为美国华文媒体撰写的文章,名叫《高原雪域觅仙境》。作者讲述了今年夏天回上海探亲期间去西藏旅游的经历。文中所提到的作者年龄亦与丁尚彪相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记者通过这家媒体联系到了他,正是纪录片的主人公丁尚彪。他欣然同意接受电话采访。

约定的通话时间是纽约当地时间晚上11点,丁尚彪刚刚下班回到他在法拉盛的家中。我们聊了4个多小时,他几乎是一口气讲述了纪录片背后这二十多年来的经历以及自己的近况。

“日本马路上可以捡彩电”吸引了我

从纪录片中我们了解到,当年丁尚彪在上海花5角钱买了一份北海道飞鸟学院的招生资料,由此踏上了去日本的人生旅程。然而在纪录片背后,他为了获得这个留学机会所遇到的曲折,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可以说,这个机会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赴日留学热潮方兴未艾,几乎每个上海人身边都有亲戚朋友跃跃欲试。当时,丁尚彪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也有朋友鼓动他:“一起到日本去吧!”刚开始,他是有些犹豫的。

丁尚彪读书读到小学毕业,就去安徽淮北的农村插队落户了。1981年调回上海后,他从炊事员做起,一点点做到后勤股股长。

多读点书,可以说是他的夙愿。回城后,他几乎每晚都是在夜校中度过的。“当时,厂里对青年职工进行‘双补’,补习文化和技术。很多人读到一半就放弃了。我从初中一直补习到高中,后来又读了上海市电视中专的行政管理专业。单位一共有19名中层管理人员去参加学习,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毕业了。”

但是去日本留学毕竟是件大事。“我有过插队的经历,不想再吃‘二遍苦’。再说,我那个朋友是单身,我已经有家庭了,女儿才刚上小学。”

然而朋友到日本后给他写的信,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说,日本人不要的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就丢在马路上,拾了就能用。这对我诱惑太大了。当时在上海买国产的金星、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去闯一闯。”

他是这样考虑的:“我所在的单位是街道小集体性质的,在上海只能算是‘三等公民’。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在单位做到中层干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说老实话,当时感觉在国内不可能有很大的前途了。再说,我蛮喜欢看历史的。我看到周恩来、鲁迅、郭沫若都去日本留过学,所以很想自己去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

“去日本我有两个打算:一个是读点书,争取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一个是赚点钱,给家庭一条出路。”抱着这样的想法,丁尚彪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了。那是1988年,他34岁。

不巧的是,那一年由于赴日热潮太过汹涌,留学中介和语言学校中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日本政府见状,收紧了入国规定,大批报名材料被退回来,但大笔的报名费却一去不回。上海数万名报名者无处追讨,只好成群结队地跑到日本领事馆门口要求退款,把淮海路都堵住了。从那以后,办日本留学就有点难了。

在那个信息交流尚不发达的年代,丁尚彪常跑去瑞金路、复兴路附近的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打探消息。“那里相当于一个留学信息集散地,门口整天有人在交流。”他回忆说,“每当看到有人签证签出来一脸开心的样子,大家都会很羡慕,然后围上去问他抄语言学校的地址。因为既然他签出来了,照上海人的说法,这家学校肯定是‘正宗’的。”每次要到地址,丁尚彪一回家就给这些学校写信,但申请都被退回来了。“30岁以上的人,日本学校基本不收。”

正是在那里,某天有人在门口兜售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招生资料,丁尚彪花5角钱买了一份。拿回去一看,这所学校因新开校急需招生,学校免费提供保人。而且跟其他语言学校不一样,提出了签证到手再付学费的新招。

这些优厚的政策对于丁尚彪来说无疑是诱人的。问题是北海道阿寒町在哪里?这所学校到底怎么样呢?“我对北海道一点概念也没有。唯一的印象就是电影《追捕》,逃犯逃到北海道去,连警察都抓不到他,感到那里很荒凉。”

家住杨浦的丁尚彪跑到区图书馆里,查询有关阿寒町的资料,没查到。又托朋友帮忙,跑到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室里去找,终于从《日本地名辞典》中找到了阿寒町。他还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北海道后写的游记中了解到,那里有日本机械化开采程度最高的煤矿——钏路炭田,还有旅游胜地阿寒国立公园。“我心想,既然是旅游胜地,说明是个好地方。既然有煤矿,那至少可以去挖煤。——留学要借很多钱,我肯定是要打工还债的。”丁尚彪说。

他给阿寒校写信,很快得到了回复,让他寄护照复印件和存款证明过去。没想到在申办护照时,受到了单位的刁难。“当时办护照需要单位保卫科盖章。单位得知我有出国的意向后,马上解除了我的职务,叫我去建筑工地干活。我提出自己是后勤出身,想回食堂做炊事员。但领导说不可以:‘你要去日本扒分,先去现场锻炼一下也好嘛。’非但如此,领导还要我把读夜校的培养费全部‘吐’出来,不然不给办护照。为了不耽误申请护照,我只好一次性交了278元,那是我将近3个月的工资,而且是全公司绝无仅有的退款。”

直到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丁尚彪仍有几分介怀。“想起这些我还是很气。”他说,“反过来讲,这也是促使我去日本很大的动力。当时我觉得一定要争这口气。”

一连串国际长途争取到的留学机会

一气之下,丁尚彪办了半年留职停薪,开始一门心思为留学日本奔走。然而由于之前的留学乱象,申办护照也变得困难了。他几乎每天都去上海自费留学服务中心问情况。与此同时,他想找到和他一样申请飞鸟学院的人,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他在该中心和九江路、汉口路附近的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口张贴了寻找校友的广告:“申请日本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的同学,请跟我联系”。

广告一贴,不光是申请阿寒校的同学,许多想到日本去的人都找上门来了。“还以为我是阿寒校驻沪招生办的老师呢!”丁尚彪笑着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上海所有申请阿寒校的同学我都联系上了。总共有30多个人,一个团体形成了。”

大家怎么和日本方面联络,在留学这件事上有所进展呢?这时,丁尚彪展现出了组织和沟通能力。由他牵头,把散布在上海各处的同学分成了几个大组。“比如南市区和卢湾区的一组,静安和普陀的一组,杨浦和虹口的一组,每个组都有一个组长。”为了尽快得到日本方面的消息,他和组长们几乎每个月都到南京路外滩的电信大楼给学校打国际长途。电话费大家“劈硬柴”平分,由组长分头收取。

当时阿寒校负责与中国同学联络的校长名叫王殿铎,是一位在中国长大的残留孤儿。经过与他商讨,学校同意采取“倒签证”的方式:同学们把报名表寄过去,先由日本法务省审批后他们发签证。他们拿着签证去上海市公安局办护照,再拿着护照到日本领事馆办正式签证。

那段时间,丁尚彪在家没事就翻看那份用5角钱买来的学校资料。“上面有你们在纪录片里看到的那一排平房。看的时候心里好向往它,感觉就好像看到革命圣地一样。我以为只要到了那里就成功了。我在上海已经跟单位闹僵了,如果去不了的话工作也丢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感谢那所学校。”

经过好几个月的奔波,1989年4月,签证终于出来了。“王校长在电话那头报名单,他报一个,我在表格上勾一个。我们那批学生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5岁,正好拦到我。几个年纪比我大些的大学老师没有签出来。”丁尚彪回忆说,“听到签证出来的消息,我们几个在电信大楼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后来见到王校长,丁尚彪曾问过他,为什么学校把招生年龄拦到35岁。“他说,因为每次都是我给他打电话,他交待的事情我都能办好,所以对我印象特别深。本来北海道入管局对学生的年龄限制是在30岁,是他特意争取把上限抬高到了我这个年龄。”

拿到签证后,就该筹措学费了。半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押金等费用,总共是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也相当于丁尚彪15年的工资总额。“筹足这笔钱是最难的事情。”他说,“只有向亲戚借,朋友都不敢借给你。我从来没问人家借过钱,从安徽回到上海以后再困难,也是和太太两人自己克服一下,生活上节约点。现在一下子开口问亲戚借一两千块,谁见了都怕你,真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就这样慢慢地把钱全都凑齐了。”

寄学费的时候,丁尚彪把所有同学都集合起来。“因为开一张支票,手续费要三四百块。如果大家的学费都开在一张支票上,手续费平分,每个人都能节约掉一笔开支。”

他办事很周到,连留在上海的家属们都想到了。临行前,他特意按照录取名单,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转了一圈,把每个同学家都走访了一遍。“我插队落户过,知道与家人分离的滋味,所以想把在上海的家属组织起来。以后家属之间可以相互走动,互通信息,这样更放心些。”

1989年6月,丁尚彪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踏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不知他当时有没有回想起在家翻看学校资料的情景,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充满波折的人生旅程才刚刚开始。

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还记得当年刚下飞机、初到东京时的情景:“我一个人站在大街上等朋友下班后来接我,身旁是两个大箱子。街上的行人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让我特别惊讶的是,日本女人怎么都这么美?像是电影里才能看到的那样。若干年以后我才明白,她们出门前都习惯化妆,当时中国女人是不太化妆的。”

他在街头坐了四五个小时,朋友才下班匆匆赶来。两人赶了很远的路回到朋友住处,聊了一夜。距离阿寒校规定的报到时间还有近一个月,丁尚彪决定先在东京打工。“在国内欠了那么多债,既然提前出来了,我急着想要赶快还钱。”

第二天一早,朋友带他去找工作,中午请他吃饭。“吃的是650日元一份的炒饭。一个大盘子上,只有一小碗饭倒扣在上面,却要差不多40块人民币,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我又心疼又觉得不够吃,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恨不得把碗也一起吃掉。”

他找到两份洗碗的工作,一个月里挣了16万日元。赶紧寄回去,叫太太先把一部分的债务还了。

7月10日,丁尚彪来到东京羽田机场与其他同学会合,一同搭乘班机飞往北海道。飞机在钏路机场降落的时候,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和绿草如茵的牧场,简直可以用“风景如画”来形容。同学们一出机场就看到了老师们挂出的欢迎标语。

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村里有近百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周围只有十几户居民,老人和儿童各占一半,青壮年都在外面谋生。煤矿已经关闭了。

按照当地的设想,是想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建立中国人居住点,为这个地区注入新的活力。学校把一所废弃的中学改建一新,设立了集体活动室、浴室,连理发转椅也给配上了,还专门从横滨请来一个福建人当厨师,给学生们烧饭。町政府对学校很重视,町长、教育长、警察局长等头面人物都来参加了学校的欢迎会。记者接二连三来采访,北海道的这所学校一时间在日本家喻户晓。

7月的北海道正值盛夏,中午热得只能穿一件衬衫,可太阳一落,穿上毛衣还是觉得冷。看着阿寒校,日本人的心里热乎乎的,而中国学生的心却像夜晚的气温降到了零点。“我们一到学校就听说,比我们提前一个月过来的学生里,已经有两个南市区的同学逃走了。原因是学校不给打工,又地处穷乡僻壤。”丁尚彪说。

没过几天,一个本来在大专当老师的同学也决定逃跑了。“他和我一样先去的是东京,比较下来,觉得在这里没法打工还债。”剩下的同学与学校交涉,提出不打工的话没法生存。但学校表示,按照入管局的规定,他们前3个月不准打工。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同学们很着急。丁尚彪说:“每个人心里都急吼吼的,想要快点赚钱把债还掉。这让日本人很不理解:区区42万日元学费竟然会让这群中国学生无法安心学习?他们确实无法体会我们的心情。”

上完一星期的课,到了周末,包括丁尚彪在内的七八个同学决定集体出走了。那天上午,有三个同学搭上路过的车子,顺利逃跑。丁尚彪等人则被闻讯赶来的老师“抓”了回去。

到了晚上,他和另外两个年龄大些的同学决定再次“逃亡”。外面下着小雨,他们打了个小背包,顾不得带伞就冒雨出发了。“我们吸取了白天的教训,只要一看到有车经过就趴到路边的草丛里,就跟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一样。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辆车子在我们附近停下来。只见王校长从车子里走出来,喊我的名字。他叫的语气很急,说这里有狼有熊,很危险。还说‘要走,我送你们走!’周围就是黑黝黝的原始森林,马路边上写着‘熊出没,注意’的警告牌,确实很危险。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拄着一根木棍,准备随时跟扑上来的野兽搏斗。”

王校长喊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丁尚彪等人只好从草丛里站起来。北海道的夜晚很冷,王校长把他们叫进车里,详细地询问了情况。这位出生在中国的校长既希望留住这些学生,又对他们的想法感到很理解。最终,他决定送他们一程。

“他把我们一直送到阿寒町,在那里沿着一条公路一直走,就能到达钏路坐火车。告别的时候,他说:‘这件事情,谁都不要说。’我们都很感激他,和他拥抱后才继续上路。”

他们三人一直走到天亮,才到达钏路市的火车站。丁尚彪回忆说:“跳上火车,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们简直要晕倒了。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放心了,知道‘逃亡’成功了。等到达东京的时候已是晚上,从上野车站出来,一片灯红酒绿、繁华的景象,跟北海道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第一批“逃亡者”离开北海道后,剩下的同学读了半年书,在拿到下半年的签证后也纷纷“逃亡”。他们到了东京、横滨、大阪,最后都“黑”了。王校长也辞去职务回到了横滨。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个人。

丁尚彪后来在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北海道大逃亡》中这样写道:“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在文中,他给自己化名为“吴柿香”——“吾思乡”的意思。

当年,NHK电视台曾在全国连续报导大逃亡的经过,有记者采访后说:“在号称最先进的日本国土,竟还有一块连具有世界公认生存能力强的中国人都不愿呆下去的地方!我要呼吁政府重视北海道的开发。”

15年后,丁尚彪在离开日本前,特意回到北海道阿寒町,在这个开始日本旅程最初的地方,面对当年的校舍,一身正装郑重地鞠了三个躬。他告诉记者,二十多年来,他和王校长一直保持着联系,在上海、美国也经常通信、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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