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上班去幼儿谁照看 委员建议补上学前教育短板

民生社会新闻晨报2018-03-13 08:0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短短一句话,切中了年轻父母关于托幼的“痛点”。

据统计,我国0岁-6岁的儿童人数超过1亿。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迅速,2017年,全国共有幼儿园近25.5万所,在园幼儿达到4600万人。然而,入托难、入园难仍是各地面临的共性问题。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黄绮、胡卫对此问题也是高度关注,分别提交提案建议构建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支持体系,解决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

多数家庭有入托需求

根据2015年上海妇儿工委调查的结果显示,67.5%的上海市户籍0-3岁幼儿有入托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专职副主任胡卫告诉记者,2016年全国卫计委对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的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中。

以上海为例,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人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80万的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现在的年轻家长对早期教育十分重视,希望得到更专业的保教服务。”胡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还是相对比较突出。于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类市场化的早教中心和机构,但大部分不是“正规军”。

早教机构质量参差不齐

胡卫表示,我国的学前教育是整体教育中的短板,而0-3岁又是短板中的短板。对于0-3岁的托育,长期以来都是家庭式养育为主。“当托育变成一种社会需求之后,其究竟是教育性质,还是服务性质,就影响到对其的监管定位。”以绝大部分的早教机构为例,几乎都是独立经营的咨询或服务公司,均属商业性质,缺失教育部门监管,导致托育质量参差不齐,要么托费较高,要么规范难以保障。

黄绮对此也十分认同,监管部门的不同,容易造成服务标准不一、质量难以保证。有些非正规机构游离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之外,更是导致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从业者质量数量双短缺

“以上海为例,2017年11月相关学者根据上海实有人口数据库的预测结果,按照1:7的师生比计算,仅2岁组幼儿托育服务需要的保育员数量就达到1.5万人左右。”黄绮表示,伴随“二孩”时代的到来,服务人员队伍短缺的问题将更加严峻,而这会是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的类似问题。

不仅如此,黄绮还指出,婴幼儿托育要求的专业性涉及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医学、脑科学及社会学等学科。而当前缺乏对0-3岁婴幼儿托育师资及机构作出专业要求的规定,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学校及机构。现实中,现阶段社会组织很少具备这类资质,且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托育机构的运营管理也都缺乏成熟经验。

公办托育机构“托底”

两位委员都认为,儿童托育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关切的民生大事,政府应该承担发展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成为0-3岁托育服务的监管主体。

黄绮表示,婴幼儿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应对标国际标准、满足现实需求,建议由卫计委、教育和人保等相关部门牵头建立由“服务供给体系、政策支撑体系、运行保障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组成的“四位一体”托育服务支持体系。

胡卫则认为,要及早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尽快将托育服务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形成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建议将0-3岁托育纳入教育部门的监管范围内,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人社、民政、卫生、工商、财政等不同行政部门在0-3岁托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多元的服务供给是托育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的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黄绮认为,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公办托育机构承担“托底”功能,为低收入家庭、赡养赋予责任较重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在她看来,虽然目前困难重重,但相对较容易实行的举措,依然是幼儿园增设托班。同时,应该推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民办民营”、“公民合营”等多种形式的托育机构共同发展,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要。

黄绮强调,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针对婴幼儿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需要健全的监管体系,使第三方市场化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服务透明化、公开化、信息化,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中,同时促使托育服务市场形成有序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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